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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尹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整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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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影宜老师的剧比较多,在一起评奖活动中屡次评少数民族电影电视作品,因为很多作品都引起了众多的争议,我也成为了其中的参与者,所以有一些自己的感想和想法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多元文化与共享价值,两个主题,第一承认文化的作用性,第二我们还是要创造共享价值,准确的讲我们殊途同归,我们要求同存异。实际上这是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如果要表达这个观点,我想有几点可以讨论的,第一从历史回顾,大家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我们出现过很多经典的少数民族影视作品,所有的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冰山上的来客》、《蝴蝶泉边》、《阿诗玛》、《刘三姐》、《农奴》等。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那时候的电影是中国主流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为什么能成立呢?那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些作品虽然是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但是实际上除了少数民族的民族化,更多的是创造共享主题,不是把民族文化作为主题,所有主题都是阶级斗争,所有主题都是新旧中国。《农奴》是典型的代表,里面描述的不是民族跟民族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融合关系,存在的是不同的阶级,存在的是不同的政治理想,一个是旧中国的封建落后愚昧,人民受迫害,另外是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这样的东西替代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创造共同的意识形态。这批电影在当时我们也不觉得它更多的反映民族跟民族的关系,更多是表现新旧政治理想的关系,这个回顾想让我们认识到实际上民族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民族文化要融入整体文化当中,我们要维护共同价值,维护共同价值后,求同存异相对比较容易,否则会出现我后面谈到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我的表述,我说那个黄金时代是民族故事,但是是主流叙述,多样文化一种风格,服装也很多样,但是风格是相对一致的,都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而不是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判断,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从策略上来讲,解决了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另当别论,这是过去。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我们受到全球化市场化,受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紧张性的影响。全球化,现在世界各国特别关心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带来了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市场化对我们的话语能力和话语体系形成了挑战,再加上这些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僵硬化就使得我们的少数民族影视题材创作确实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题材上越来越狭窄,表达思想空间越来越有限。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几种叙述方法,一种是主流的叙述,景宜老师的作品非常典型,这次也有景宜老师写的论文,第一部电影我就参与过评论,主题都是民族大团结,表现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各个民族的人民才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基本上跟我们的主流的政治话语的叙述是非常一致的,而且这些创作者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像景宜老师自己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姑娘,跟着党走成为今天的著名的艺术家作家,是党的民族问题民族创作的中坚力量,她代表非常强的社会主流,当然还有很多多元叙事,很多学者研究是香格里拉化,把少数民族地区成是人间天堂还有后现代的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冲击,对远古时代的无限缅怀,认为是冲击文化传统。还有奇观化,少数民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生活场景状态,这三种倾向还是对我们少数民族呈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也包括提高了旅游业的发展,很多人都是因为看了这些片子,去少数民族旅游,包括去翻山、转山,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如果出现一些不足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特别明显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主义不足,就是我们真实的反映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民族复兴和现代文明的建成过程当中,这些民族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现实困境,他们怎么样去期待未来,去创造一个共同的属于,不是个人而是共同的事件这样的作品不多。比如《可可西里》,但是这样的作品总体不多。第二个就是故事的共享性不足,我们很多资金来自政策性资金,导致少数民族影视作品有一些自我封闭的倾向,我们自己跟自己拍,我去西藏的内蒙的时候,我问他们看这些电影吗,他们自己也不看,实际上他们的自我循环变成了少数民族当中的精英循环也就是影响了它的共享性,我们应该帮助不同民族的人共同走上现代化的路,在工业文明带来的恶习的时候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少数民族影视题材的作品还是追求整体的现代化共性,虽然现代化经过后现代的检验,我们知道它会带来很多的弊端和问题,特别是比如对生态环境,当然也包括对人性的某些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批判性的视野看待各个民族共同参与中国人类现代化进程,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共同的主题,这个时候要建构去他者化,不把少数民族看成他者,看成是这个社会主体之外的人特殊照顾及要对他们的各方面不同的区别对待,其实没有,就是去了他者,共同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参与整个社会进程,在去他者我们要创导性的积极的表现各个民族如何融入我们现代社会。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清华有很多少数民族骨干生,这些孩子们都非常好,平时他们也仍然帮助他们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但是仍然主动积极的介入社会主流的建构当中,而且表现非常有非常好。

  还有我们即便表现多元文化找到它的生存力,不能因为它是过去任何一个过去都是现代我们有很多东西做要积极面对市场化商业性,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提高我们传播能力效果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比如像《狼图腾》,像《盗墓笔记》《天降雄师》,即便是一些非商业兴的。大家都知道,在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当中非常突出,在十年前是电影大片的水准,除了创作特点还有就是并没有在里面特别突出藏族跟汉族少数民族生活跟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融合,没有表现这个,就是表现一堆普普通通的孩子们,西藏学校的普通孩子们,他们怎么面对生活,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去面对商业化的挑战,没有民族标签,我听到很多反映说从这里看到真正的西藏年轻孩子们做什么,变什么,甚至把这种变当一种遗憾和隐忧,去掉标签可以看到这些民族,大家的身份变化,大家的进步,这样的例子我们说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市场化,所有要做到这一点,增加现实主义力量也罢,增加现实取向也罢,我们这些搞研究评论的人要做的就是要脱敏,不脱敏我们就会处处受制约,因为只有概念化是最安全,但是如果不脱敏,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表现有深度力量,就非常难。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在深度宽度上得到解决,大家知道很多作品都引起过争议,这些争议有些个别人的意见,但是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反响,这种时候更需要理论界评论界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专家们用更理性的方式讨论,因为我很了解电影局的工作,电影局都是通过的,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当年我组织大学生电影节的时候也有电影引起轰动,我们要更多的引导讨论增加我们的去把者化,我们只有脱敏,我们才能够更加自豪的更加骄傲的既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又能融入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的大进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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