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电影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曾在此书写过辉煌的一笔。1949年到1965 年的“十七年”,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黄金时期。一大批优秀且带有时代特征的影片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如《五朵金花》(1959)、《刘三姐》(1960)、《阿诗玛》(1964)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虽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所突破,但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电影市场面前,处境已然不容乐观。
201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迎来了100亿元的繁荣之景。资料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共生产电影526部,对票房做出贡献的却只占到影片总数的四分之一,大多数电影仍被全国大小影院拒之门外,这其中包括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随着电影市场的繁荣,这一类型的电影似乎正与观众越来越疏离。
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得到了许多民族学、人类学专家的关注;也以同样的原因,进入国际电影前沿。如《静静的嘛呢石》(藏族 万玛才旦)、《云上太阳》(侗族 丑丑)、《碧罗雪山》(傈僳族 刘杰),均有在国际各大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在这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拒绝商业化,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比较坚守电影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表现、本民族感情的表达”,牛颂表示这点非常宝贵,他们所拍摄的电影也非常珍贵。那些电影很有可能是本民族历史的珍贵记录,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珍贵记忆。
艺术院线匮乏,少数民族电影的出路
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目前荧幕数依然匮乏,加上没有建立欧洲那样专门展映商业电影之外的艺术院线,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在夹缝中求着生存。
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艺术与实验影院”是法国保护脆弱的艺术性电影并与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抗衡的堡垒。法国的艺术院线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电影经营体制。它独立于商业院线之外,由电影院经理和电影人发起,得到法国官方认可。政府会对该院线播放的艺术性电影标准进行界定,同时在财政补贴上给予扶持。对“艺术与实验电影”进行定级的相关部门,还肩负着艺术电影探索推广以及青少年艺术审美趣味培养的社会文化责任。
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该何去何从?
俗话说对症下药,牛颂剖析现在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症结在于:一是产业化程度不够高,投资比较少,还未能进入到比较前沿的商业运作机制;第二是在叙事结构上和市场以及年轻的消费群体没有接轨。
电影市场及格局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牛颂想那至少先迈出第一步。
2011年4月,牛颂作为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民族电影展执行主席,牵头举办包括民族电影文化沙龙、民族电影海报影展、民族电影艺术家肖像展在内的少数民族电影推介活动,并将挑选30部少数民族语言的电影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优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进行展映。
以各种形式向各层次观众推介少数民族电影是改变现状的前期阶段,如何彻底改变少数民族电影的艰难处境,牛颂认为还需社会各界继续探讨,此次的民族电影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契机。与此同时,也实施了申请国家相关政策扶持的举措,如申请建立少数民族电影发行放映专项资金等。
牛颂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问题只有提上议事日程,才有解决的可能,而目前,以他为代表的支持少数民族电影发展的人们正在这么做。
“曾经在我们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尤其是在这些年集中拍摄的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它们不在票房计算之内,没有进入院线。很多少数民族优秀的影片,在众多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奖项,我们中国的观众却看不到。”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尴尬和艰难处境,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牛颂痛心疾首。
2010年,北京举办了首届民族电影节,牛颂作为该电影节的执行主席组织了优秀少数民族电影走进学校、社区、军营等各类专题活动;同时也专门设立“北京民族电影展影院”、网上开设虚拟电影院,将民族题材电影制成高清数字光盘发放到北京市200个街道、社区、学校,组织约20万人观影。一场民族电影节举办下来,牛颂看到了少数民族电影的潜在观众群并不小。之前的无人问津,原因并不在于电影本身。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根本就没有机会走进观众的视野。
为何全国各大影院如此不待见少数民族电影?
牛颂认为,“由于我们现在的市场,院线在选择电影的时候还缺少对民族电影的认知和宣传。电影观众的主流人群,是18至28岁的年轻人,他们对一些优秀的文化类电影接触比较少。”少数民族电影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拍摄的影片,大多显示出文艺电影特征。而投资者以电影票房和盈利为目标,往往忽略电影品质,这样,在消费性和纯娱乐性占据上风的中国电影市场,文化类电影就很自然的被排挤出列。
电影文化坚守和民族情感表达
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导演、编剧、演员,在时代浪潮推动下,他们所创作的电影与“十七年”时期的影片有所不同。目前全国各民族地区正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利益的诉求已经从解放初期的政治、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转变成为现在以文化为核心的全面诉求阶段”。因此文化的表达,文化权利的获得和平等,成为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非常强烈的愿望。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者,常常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华民族进入全球话语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且不丧失自己的文化;另一个是少数民族地区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样的双重忧虑下,新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往往呈现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影片中,创作者往往会融入更多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赋予影片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价值。